Category Archives: 看电影

周日的时候，xp说有两张云门舞集的票，看过一个林怀民的访谈，很感兴趣，于是就答应了。 地点在号称纽约现代舞大本营的Joyce剧院。到了才得知来的是云门2团，也就是说晚上上映的不是林怀民编的那些《流浪者之歌》，《行草》，而是另外一些不知名的年轻导演编排的五幕舞剧。 五幕里印象最深的是第三幕，“PASSAGE”。一面是四个黑衣男女为一位年轻女子送行，纷乱而拖沓。另一边则有一位浑身素白的神秘男子，他赤裸着撑起一把伞，扶着一个手箱，一次次默默地经过舞台。神秘男子僵硬的挪动着身躯，那腿每一次向前尽力伸展然后缓慢着地，像是一个个音符响起又落下。浑不似人间情境。 剧目的最后，女子被埋葬，被神秘男子用手箱带着，方才明白这是出讲生死的剧。生的世界是黑衣人们的繁复忙碌，死的世界由素白的寂静掌管。   想起前两天读今敏的遗书，写道他得知身患绝症为自己的死准备时的心情，有一句很震撼，“终于可以死了。”这是怎样的无奈，仿佛死都成了一片净土。   有天和LK聊起死。他一副淡然的样子，跟我讲古希腊晚期哲学家们崇尚的所谓tranquility。我说我做不到，从五六岁起就没法摆脱对死的恐惧。那种意识到自己终有一天要离开的恐惧/失落，就好像有时候突然讶异于自己“活着”——“活着”却不知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 我大概可以理解christian对于那个答案的渴求，可以想见那是怎样一种心悦诚服的欢愉接受。只是我自己不愿也不能，甘愿自讨苦吃。   剩下的四幕中有些描写现代人都市生活的也还不错，很脸谱化很讨巧，描述那些不稳定的、消极的、紊乱的“现代性”感受。但似乎只有passage那一幕超越了抽象概念的表达，而描绘出某种诗意的神话气氛。 以前看林怀民的访谈，很喜欢这个精致、书卷气十足的中年人，他说起当年弃文从舞的偶然经历，其实是恰好有一群舞者在他回台湾之前找到他。林说假如当年是一群环保者，他一定是做环保去了。还有一句话说到我心坎里，他说，“在人生的那一个点上，想表现自己，要尝试所有的东西，无论什么事，只要对社会有益，我（都）干。”   每个人都有这个点。 在我的这个点上，我每天为自己的幼稚无知感到羞愧和难过，对一切知识与情感的奥秘饥渴得一塌糊涂。 唯有更努力的去活。

偶然间读到黄声远在某建筑节获奖的感言，很是感动。 这个20多年前耶鲁建筑系毕业的台湾人，孤身扎入宜兰小镇，远离都会。 他给自己的团队起名为“田中央”工作室。在这宁静的小镇扎根20年后，他也渐渐的从一个精英学生成长为小镇的“生活规划师”。 无论是他在写作中介绍的工作室生活：早起稻田漫步，泳池畅游，设计之余的农作与炊事；还是我们在他作品里看到的，建筑塑造中突破规划红线，向都市蔓延的那些桥和园。始终贯穿的一个主题——对生活（空间）的塑造，在不经意间突破了建造本身的意图。 在黄声远的文章《杨士芳—— 旧城生活廊道》里，他这样说：“七年前开始，慢慢凝聚北侧小区的梦想：从市区老巷走入碧霞宫、穿杨士芳林园后，轻松漫游小区步道，再经社福馆、西堤屋桥上宜兰河。小区里的新朋友， 整合口户闲置宅院且1O年 收租，问我们是否搬米这里工作算了，犹豫之际，今年园区景观已初成。近日对街台电如约主动开始降低围墙，且以洗石子配台石城的基调。前几天，我们约了台电大家再次见面，一伙人兴奋地勾勒出未来改植有荫树木，两边连成一气。甚至建构木平台，邀学子也去他们庭院读书的下一波行动。知道从设想到落实也许又是数年，但回头一看，已然数年。” 这是我看过的最动人的设计说明。钦羡他“回头看”时的欣慰与满足。想起本科时的老师曾经自豪向我介绍说，自己又和圈内知名的某某、某某和某某某相约，去一个不太了解的地方，一人盖一座别所。 境界之高下立判。   为什么台湾的建筑师总是能给我们感动？先是谢英俊，后有黄声远。不同的途径，相似的理想主义追求。 似乎还不仅仅是建筑师。   在TED上看到胡德夫的演讲，一颗雄浑而淡然的灵魂。一把钢琴，一个苍劲有力的声音，唱《匆匆》。 “初看春花紅　轉眼已成冬　匆匆匆匆 一年容易又到頭　韶光逝去無影縱 人生就像一條路　一會兒西一會兒東　匆匆匆匆 莫等到了盡頭　枉嘆此行成空” 白岩松说，我恨不得一头给他跪下。 而我看这个白发的老人每次表演结束都要弯腰90度深鞠躬，听他讲在电梯里向邻居问安的故事。 听他平静的讲天上的云，像ice cream castle in the air，对你说“在得失里面去简单的过，或是去忙碌的过，就是这样。最后还是你的生活”。然后一扬眉，按下琴键开始歌唱。 你真的很难不为之动容。   这些台湾人关注本土社会，平民生活。他们却又不完全是草根的方式。 恰相反，似乎那个社会中的匠人和艺人都有一种知识分子式的气质：既以理想主义激情行事，又批判性地对自身与环境进行反思。   黄声远在深圳双年展的作品“自由城市”，注明着：“这是一个放松的城市，一个因为慢，所 以多元，一个因为慢，才能了解。” 不知道台湾是不是一个这样本质上“慢”的地方，毕竟说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人。 前一段看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你看那些早期的台湾人唱松花江，搞民主运动，大家族与小人物的兴衰，统统迷失在历史政治的烟云里。他们比大陆人还中国，可两相比较还是很容易辨别出他们的台湾性格。那份近乎于日本的安静的气质，以及那尚未简化的“拗口”的语言的魅力。 看到一篇影评写道，“和平统一。。。问问自己，我们想给台湾什么，我们能给台湾什么? ” 倒希望这座岛屿能平静的长此下去。 它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此岸的人看到自己的失落与希望。

昨天看了部电影《监守自盗》(Inside Job)。一部追述美国几大投行及相关保险，信用评级等金融机构为了自身利益瞒下弥天大谎，用垃圾信用和次贷催生出泡沫，并在危机事发之后不受任何制裁、起诉、全身而退的纪录片。叙事及其清晰，算是给我上了一课科普。 片子是这么讲的，真正在金融危机里遭受危机的，并不是富有的人。那些制定游戏规则、从中得利的始作俑者，到头来还是人五人六，各大投行的高管在过去若干年里捞足了以千万计油水，却逃脱了在危机问责中被起诉、惩罚。高盛的老总在危机前做了美国财政部长身家数亿美元，美联储的主席在危机关头辞职回哥伦比亚继续当教授身家，首席经济学家也是哥伦比亚的院长，就连你们H校的前任校长萨默斯，也靠干私活炒对冲基金身家数千万美元。 与此相反，数千亿的救市计划花的却是大众的税，10%的失业率苦的却是最底层没有资格参加游戏的人。 印象最深的是片子里面的一句话，“why should financial engineer (be) paid hundred times more than a real engineer? A real engineer build bridges, but financial engineer build dreams, and when those dreams become nightmares, other people (have to) pay for it” … 繼續閱讀 →

好不容易熬到了春假，找到部想看很久的片子，《更好的世界》（Hævnen） 驱使我看这部片不是因为它是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而是因为这个故事的语境——丹麦，以及某些影评里导演关于这个“和谐社会”的注脚。  “我和詹森一直在讨论丹麦的现状以及这个国家给人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印象，因为很多人都把这里想象成某种过于理想且拥有着和睦的社会环境的地方——但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对于现实生活来说，永远没有完美一说，你可以期盼‘更好’，却仍然与‘最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我们现在所谓的‘高级’的文化环境，是不是就是‘更好的世界’所遵照的范例呢？在文明的表相之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如大家想象的那样完全免疫？或许只是在完全失控的边缘步履蹒跚且举步维艰？” ——苏珊娜•比尔 其实我印象里的丹麦就是一个Hævnen般的世界：舒缓的节奏，礼貌的市民，美貌无比的姑娘小伙，陕西味道憨厚的口音，以及火车线旁一望无际的森林、田野与海洋。这里的失业工人领着与年轻建筑师工资近似的补助，这里的孕妇不可以被解雇，并由国家提供额外的奖金。 然而读到苏珊娜的这段话时，我也回忆起丹麦某些并不完美的一面。 去年春天在哥本哈根，我亲眼见到中东移民后代在小巷械斗，还有一次，数十辆轿车满载着坐在轿车侧窗上挥舞着铁棒中东裔小混混兜风示威，留下满街目瞪口呆的丹麦人。 BR姐曾跟我解释说，这是跨代的移民仇恨，第一代移民来到这个人口稀少的国家，辛勤耕作，得到很好的经济待遇，却并不能在文化上融入这个“高级”的社会。而第二代移民携着自己丹麦人的身份，吃着丹麦的社会保障，开始更大胆的向社会宣泄不满。 这是两种态度，选择以暴力追求正义，或是以宽容寻求公益，一直在对抗着。丹麦人行为上的一味宽容却不能掩饰他们内心的优越感，最终也只能眼看着矛盾与日俱增。 在《更好的世界》里，优越感被导演小心的掩藏了起来，而着重表现了价值上的矛盾。丹麦医生抱着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去非洲难民营开诊所，却被外人看作是无力对抗残暴军官的懦夫。这一桥段在有的影评里被认为是西方人对非洲、落后地区的一贯歧视，授之以人权的话柄。我却相信，在丹麦真的有理想主义者，曾在奥尔堡认识了一位肯尼亚女人，刚刚嫁给一位去非洲行医的丹麦人，他在行医的途中爱上了她，结婚把她带了回来。还有一位得了哮喘重病步履蹒跚的中年女人，却能经常克服艰难去埃塞俄比亚传教好几个月。这些身边的事情，联系到电影中非洲与丹麦来回切换的场景，竟有种令人压抑的真实感。 这种貌似软弱、毫无斗志的精神在电影里被一种近乎“主旋律”的方式歌颂着。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很新鲜的主旋律：回想我所接触过的主旋律，无论是古典名著还是政治思想教育几乎都是赞同以暴力追求正义的：无论是古典的《水浒》、《三国》，还是现代的解放战争英雄事迹，总是在描绘对立的矛盾，坏人和好人，正义的唯一希望就在于人民嫉恶如仇，揭竿而起，恨不得杀光敌人全家。 以前不觉得有错，现在突然想到：这逻辑行得通么？以暴力维稳，以暴力推动民主，以暴力规范道德，是不是都多少迷失了关于“正义”的初始诉求。 《更好的世界》里的丹麦医生，被人打了也不还手，连儿子都觉得窝囊，他所能做的，就是带着孩子去找打他的人，一遍遍的在对方打完自己后，说，我完全不怕你，我只是不愿意打你。。。 在非洲难民营面对前来求诊的军官，这个被塑造为彻底理想主义的人物完全不能放弃医治的责任，虽然治好了军官却任凭难民们祭祀般欢快得将其杀掉。 宁肯被打死也不愿杀死对方的精神，在我们当代东方人看来是如此荒谬。确是西方人推崇的耶稣的作为：“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西方人如此迷信“非暴力”运动的缘故吧？ 这也是片子里的一句台词，“你没有权利决定别人的生命”。 这也是他们的一种假设，即我们的生命都是由神掌控的，谦卑有福。 小的时候，大人们都说，咱中国人是最谦虚的。 而我现在觉得，表面的和谐、谦虚之下却有一股斗争的气势，当复仇式的正义被颂扬久时，暴力的阴霾早已将正义的光明吞噬殆尽了，出息与争斗也远超越了对基本生命价值的尊重。 或许是真的从没有谦卑过，而更相信自己掌握着真理与价值吧。 跑题了。

这片子真好。 由于对各种重口味的排斥，一直没有看过阿尔莫多瓦。真是辜负了viggo五年的栽培。。。 对比而言，前几周看过的Inception就好比美国参数化建筑男，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倾尽技术极限，终于自圆其说了。而讨论的深度始终停留在或梦或醒这第一维的思辨之上。 而西班牙人轻松的叙述，就像在即兴跳一支舞曲，浑然天成。每个性格都倔强得恰如其分，每个细节都很美。 所谓的文化差异啊。